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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北京干部雄安挂职的三个月:沟通频繁、磨合密集

2018-04-23 22:22:48 来源: 编辑:汇优网 浏览:

一名北京干部雄安挂职的三个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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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名北京干部中,1名任职,22名挂职。原海淀区政协主席傅首清,任职雄安新区管委副主任,其余22名挂职干部分别来自于市发改委、市教委、市科委、市商务委、市住建委、市金融局,以及区县等不同部门,现在雄安改革发展局、规划建设局、公共服务局等部门进行为期一年的挂职。

4月20日,中央正式公布对《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》的批复,明确高起点规划、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。

怎么高起点规划?如何高标准建设?去年,北京选派到雄安挂职任职的23名干部,已经在雄安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。据了解,23名干部中,1名任职,22名挂职。海淀区政协主席傅首清,任职雄安新区管委副主任;其余22名挂职干部,分别来自于北京市发改委、市教委、市科委、市商务委、市住建委、市金融局,以及区县等不同部门,现在雄安改革发展局、规划建设局、公共服务局等不同部门,进行为期一年的挂职。市发改委高技术处正处级调研员金军,就是其中的一名挂职干部。今年1月19日前往雄安“报到”后,金军已经在雄安度过了三个月的挂职期。日前,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到他,“揭开”雄安挂职干部的日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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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安挂职“不同寻常” 干部沟通频率“史无前例”

“打我雄安移动的号吧”,现在有朋友联系,金军已经很习惯地报出自己今年刚刚用上的雄安手机号。雄安改革发展局副局长,是这位供职于北京市发改委高技术处正处级调研员的新身份。

今年1月份,金军到雄安新区挂职。三个月过去,时间并不长,但金军的内心感觉“好像也不短”。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雄安?怎么来建设雄安?雄安未来的蓝图怎么画?和金军一样,到雄安挂职的北京干部,从履职的第一天开始,就在参与和思考这个问题。

今年1月19日,北京第一批到雄安挂职的22位干部,统一由组织部送来,除了到雄安三个县挂职副县长的干部之外,其余挂职干部被分派到雄安不同的部门,雄安改革发展局、雄安规划建设局、雄安公共服务局等。虽然挂职于不同部门,但各个部门都集中在一个楼里办公——奥威大厦。这座位于雄安容城的办公楼,对于所有前来雄安“报到”的北京干部来说,都将是未来这一年里,最熟悉最亲切的地方。

而在奥威大厦里发生的很多事情,都将决定着雄安的未来。

从挂职的第一天开始,金军就感受到来雄安挂职的“非同寻常”,无论是第一天“报到”下午就开始参与雄安相关政策的研究,还是雄安的扁平化大部制管理,带来部门内部大量职能的交叉,以及大量人员都是“借调”而来,这些都让金军觉得,“雄安,很具有挑战性。这里的一切,都要从零开始”。

在这座名为“奥威大厦”的雄安办公大楼里,从去年7月开始,就有大量人员进驻,来自企业的、来自中央部委的、来自北京的,以及当地的干部……“进驻”奥威大厦以来,金军说他最大的感受是,由于人员组成多元,思维模式和观念想法都需要大范围进行磨合,因此这支从零开始组建的团队,沟通频率可以说“史无前例”。

“局和局之间,组和组之间,事和事之间,都进入一种密集的磨合期。开始时,一个问题可能都会有很大分歧,所以互相之间需要频繁地沟通和交流。沟通频率很大,远远超过以前的工作”。金军说,他所在的办公室30多平方米,10多个干部一起办公,这样的“紧密”度,可想而知。

吃饭都在一起、过一段时间就组织一次支部活动、早中晚餐往往都是最特别也是最好的沟通“时机”……这样紧密而频繁的交流,对于曾经有过挂职经历的干部来说,这一次挂职雄安,很不一样。

“就比如我现在正在着手制定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工作方案。大数据我是懂的,但是这个工作又大量涉及医疗方面,这就得和公共服务局的职能有大量的交叉”,金军拿自己最近的工作举例说道。

除了在奥威大厦里“很不一样”的沟通之外,雄安挂职干部和北京的“沟通”频率也很不一般。由于22名到雄安的挂职干部来自不同部门,每个部门只出一名干部,因此经常会有大量沟通“需求”发出。

“因为就我一个是北京发改委来的。所以其他组遇到一些问题,比如雄安建地铁,想对比北京的运营体系模式,就会跑来问我。我就需要赶紧联系我们这边相关处室,包括京投集团;比如想借鉴参考一下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土地政策,也会来找我……很多工作我原先不负责,但现在都得去了解”,金军解释说。

沟通频繁、磨合密集,因此在金军看来,在雄安已经过去的三个月挂职时间,说短也长,“接触的方方面面人事物,实在太多了”。

“就像拿着一张白纸,开始画雄安……”

上周三的午后,金军从雄安新区当天往返北京。这样的往返,他每周至少都会有一次,通常是周一到周五在雄安办公,周末回北京家中。“6655”,去年7月份刚刚开通的这趟由北京到雄安新区的动车,金军每周都是它的乘客。

而这个周三回北京,是因为他要带一位哈佛博士后毕业的雄安青年,帮他对接和洽谈创业项目。为何对这位青年如此上心,金军解释说:“他是做生物3D打印的,目前该技术在国际上算是很前沿。又是雄安当地人,想在雄安创业”。

高起点建设、高质量发展,这座将被建成“千年之城”的城市,令企业家们充满期待。已有不少企业开始向雄安政府发出对接的讯号,尤其是电子信息企业,前来求对接的更是不少。而纲要的发布,让金军已经想到,“应该会有更多企业前来对接”。

但是,“什么样的产业能来雄安?”“前沿科技怎么才能在雄安真正落地?”“央企央校怎么吸引过来?靠什么?”“雄安当地人将来做些什么?”……这些,都是这位到雄安刚刚挂职三个月的干部的日常思考。

金军在雄安的挂职部门叫做“改革发展局”,简称“改发局”,这是雄安新区在大部制扁平管理体制下,内设的7大部门之一,也是较为庞大的一个部门,整合了财政、科技、商务、发改等职能,一部门管雄安经济。

“就像拿着一张白纸,现在开始画雄安的高新技术产业布局。到底是要画出齐白石的虾,还是画出徐悲鸿的马?这个画,不能瞎画”,说起现今在改发局的挂职工作,金军如此比喻。

在北京市发改委主责高技术产业发展工作、已有30年相关产业工作经验,虽然“画笔”老练,但是金军仍感到,这份工作很有挑战性,“因为要建这么大一座城市,方方面面都得关心”。

参与研究、提出需求,这是金军对挂职干部工作的总概括。政策研究+企业服务,这是他对现阶段自己工作的概括。由他协管的改发局下辖信息和产业组,主要负责研究雄安未来数字城市的建设政策和方案,包括公共服务领域、医疗大数据的前期设计,智能物流产业的设计和研究等等。

近期,金军正在着手雄安健康医疗大数据的设计,以及相关产业布局研究,从“雄安的大健康、大医疗产业怎么发展?什么样的产业能来雄安落地?智慧医疗怎么弄?需要哪些创新要素?”到“高端医疗器械能不能到雄安发展,是不是不做制造只做研发?疫苗、基因工程、细胞治疗等等各项技术能不能来雄安?未来怎么布局?怎么吸引他们来?”……这些问题,他都得考虑。

每天“两点一线”的生活,从奥威大厦回到两三公里开外的住处,路上见不到什么风景,但是这些对于雄安“画家”们来说,仅仅只是眼前,未来他们正在描绘。

“一些基础设施都在地下,地上都是美丽的小街区,是新能源车、共享单车和步行者。每个小街区里,都能解决所有的职住需求。街区外面是高铁和高速……”金军描绘着他心中的“画”。

“老百姓觉得这一年就像做梦,感觉头顶上砸下了一个大金蛋”

三个县、104万人口、1700平方公里、400平方公里的白洋淀水面、100万亩的森林、70%的蓝绿空间……这些雄安数据,金军现在都已熟稔于心。三个月挂职时间里,除了和其他干部们频繁交流沟通之外,上下班打个车、买个水,和雄安老百姓们的交流,也是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。因此,他口中提起的好多事,都来自于雄安的出租车司机、售货员,甚至是上周三陪同去谈创业项目的哈佛青年的姐姐,一位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。

“我很喜欢和出租车司机聊天,因为这是接触一个城市最直接的方式”,金军说,他每次打车都会和司机小伙儿聊会儿天,“打车时你能明显感觉到,20来岁的年轻人对未来特别憧憬,用他的话说,这一年就像做梦一样,感觉头顶上砸下了一个大金蛋。”

对于未来的高期待值、对于小家和大家的实际获得,这位到雄安挂职的北京干部,总能从每一个雄安人身上,真真切切地感受到。刚到雄安不久,有次金军坐小摆渡车,告诉师傅要去雄安管委会。师傅听后,马上便问:“您是管委会的吧?”“以后我们家那片会拆吗?”“会建成什么样呀?”

陪同雄安哈佛博士后青年到京洽谈项目时,金军也从一路陪同前往的姐姐口中,听到了一些真实感受。“原来我们村里连个垃圾桶都没有,现在变化真的大了去了。”

在白洋淀,最近还流行起了一首歌,叫《我在雄安等你》。“我悠闲地划着小船,漂在白洋淀望着蓝蓝的天;微风轻轻拂面,我向着明朗的前方;跟芦苇在荡漾,红莲一阵阵在飘香……面对未来的生活,我不想继续沉默,回忆多年前的漂泊,现在终于有了寄托……我在雄安等你”。

在雄县注册的一个青年创业联合会,更是让金军看到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,“那些小伙子,一个个都撸着胳膊衣袖的,招商引资弄项目,心气特足。怎么为他们更好地聚人气、找位置,给他们的未来更好的预期,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”。

每当感受到大家热切的期望时,金军会反复筹谋一些问题,雄安的塑料、皮鞋、服装等传统产业疏解后,包括交通方式绿色化后,“以后这些人干什么?”“原来的资本往哪走?”“曾经大家笑说的雄安‘三保’保安、保洁、保姆,未来会变成什么?”“在这座充满高期待值的城市,大家在这里会是个什么位置?过什么样的生活?”

到雄安挂职,金军说自己没太感觉像是“双城生活”,空间距离近、文化相似,以及雄安人热情纯朴的生活态度,都让他很快地适应了在这里工作和生活,“我在路上都没见过吵架的。下班时到百货店里买东西,有时东西比较沉,20多岁小服务员二话不说,就帮着搬了上去。整个城市的精神面貌特别好”。

在22位挂职干部里,60年代生人的金军,是最年长的一个,“也算是有幸亲眼见证‘千年大计’,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。虽然现在还看不出什么大的成就,但再过十年,我们再回头看,会说‘原来我当年也在这里奋斗过’。这种感觉可能就像当年自己种的树长大了,回头再看,‘哟,位置种得还不错’。”

本版撰文/本报记者 林艳

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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